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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一千纪后半，是大陆和朝鲜半岛之间人群和文化交流逐步兴盛的一个时期。考古发现和比较研究表明：韩国完州郡上林里出土的"式"铜，是公元前4世纪中叶从大陆东渡到韩国西南部沿海一带的吴越铸工匠在当地铸造的；韩国出土的公元前4世纪末至公元前1世纪的舶载铁器，是分别从大陆的燕地和齐地传入的；韩国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纪年前后的"横置式"前期瓮棺葬，是在大陆黄海和渤海沿岸地区瓮棺葬的影响下产生的。中韩交流于公元前4世纪中叶拉了序幕，后来又经历了三次浪潮。其交流的路线，既有连接辽东和朝鲜半岛北部的"辽东—朝鲜半岛"陆路，更有"环黄海之路"水路，即沿黄海近海北上、东进、南下的倒"U"字形海上交通路线。在第二次战争中，清经历了对外政策的反复。《天津条约》签订后，英法原以为协议已经达成，但由于条约在非正常状态下签订，清廷朝野掀起了强烈的悔约思潮。咸丰皇帝曾寄希望于在税则谈判中挽回公使驻京等四项条款，但英法并没有遂清廷的愿，坚持履约。清廷也进行了战、和两方面的准备，大沽口一战的胜利一度让其燃起重塑天朝上国尊严的希望。然而，清廷 终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也正基于此，清朝才改变了对西方 和外交体系的认知，始逐步向现代外交靠拢。文献和甲骨卜辞祀谱显示，商王武丁在位期间对祭祀制度曾进行过改革。针对这一变革，武丁集团中形成了以太子孝己和傅说为核心的反对派系，批评武丁改革是"黩于祭祀"。围绕着祭祀典制改革的这场政争，以太子派系的失败告终。孝己被流放致死，傅说也可能因此没有进入后世祭祀的谱系中。武丁之后的祖庚、祖甲，兄终弟及相继即位。两人分别反对和支持武丁的祭祀改革。由于祖甲在位期间的坚持，武丁祭祀改革制度终于被确定下来，成为商代晚期历代遵循的"周祭制度"。而这种有悖于传统的过于繁缛的祭祀制度，是导致商王朝 终衰败的重要因素之一。周家庄遗址213年发掘了一批龙山时期遗存，发现房址、灰坑、墓葬等遗迹。部分灰坑或用作窖穴、祭祀坑。墓葬排列有序，应为经规划的墓地。出土遗物包括大量陶、石、骨器，其中陶器属周家庄龙山时期遗存晚期阶段。这批材料为深入认识周家庄遗址龙山时期聚落的布局、丰富文化分期了新材料。8年，襄阳余岗墓地的第四次发掘了11座保存较好的楚墓。这些墓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南向，无墓道。葬具为一椁一棺。随葬品有陶器、铜器和漆木器。根据出土器物形制推测墓葬年代集中于春秋中晚期。该墓地的东周时期墓葬以楚墓为主体，应是从属于楚国邓县的低等级 及庶民墓地。新成立后出土于北京的"金《孙即康坟祭文》暨辽《孙克构墓志铭》"残石，对于研究辽金历史有着很高的史料价值。但长期以来，该石刻一直未受到辽金史学界的注意。本文对这方残石碑文进行了的考释，认为《孙即康坟祭文》记载了孙即康因致仕，可补史之不足；碑文中"宗"字清晰可见，足证金章宗以后避讳并不十分严谨。孙克构是孙即康的曾祖父，生于辽圣宗末期，卒于辽道宗末期，重熙十五年(146年)考中进士， 终至三品。其仕途相对通达，与其岳父是刘六符的背景有关。通过比照该残石与此前出土于北京市新街口豁口地区的"孙氏先茔残幢"残石，不难发现二者碑文的字体应当出自一人手笔，由此可以断定本残石的出土地点也当在新街口豁口地区。近代天津洋行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相当活跃，其经营业务种类丰富，涉及范围广泛。本文通过对一份有关天津美孚洋行涉及不动产的文献进行研究和考释，从而获知美孚石油公司曾从事地产中介的史实。该文献是研究近代天津洋行、土地与登记制度以及金融货币史的珍贵。《尚书·无逸》云："继自今嗣王，则其无于观、于逸、于游、于田，以万民惟正之供。"有学者据此主张"卜辞中所有关于田猎的记载，都是时王为逸乐而行的游田"。也有学者认为应该是事活动，《尚书·无逸》所说"生则逸"、"惟耽乐之从"未必是指田猎而言。本文认为田猎刻辞性质不单纯，商王田猎不只是为了演武习、补充给养、为农田除害、祭祀获鲜等，逸乐及追求激也是其目的之一，田猎活动具有很强的功能，这一点不容否定。疑尊、疑卣铭文头人的名号应释为"中义子父"，金文中偶尔有这种"伯"、"仲"、"叔"、"季"与"父"之间有二字的名号。疑尊器底铭文行"于"下的字应依李学勤先生释为"卜"，其写法与甲骨文中部分"卜"字相同，这可能与器主是西周早期商遗民有关。"卜鄂侯于盩城"，即通过占卜的方式让鄂侯到盩城建都。铭文第二行的 字，释读尚需进一步探讨。《记一件新见铭文铜戈》公布的齐国铜戈，铭文字当释为"栗"。"栗成"即"栗城"，盖即秦汉时之栗；后世之"栗城"，在今河南夏邑县。此地在前286年后数年间曾短暂属齐，此戈可能即此时齐国铸造。大学史料编纂所收藏 寄送给日本对马岛的书信，内容为要求日本对马岛 倭寇。蒋洲为胡宗宪派遣至日本的使者，他向山口县的大内义长也寄送了同样内容的书信。义长收到书信后，决定复信给明朝，并将倭寇掠来的明人送还。同年12月蒋洲寄送给义长的书信的信封，现在收藏于毛利博物馆(山口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