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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考古学文化分析可知，先商文化的主要来源当是晋中地区的龙山文化，结合相关文献，这应与上甲微借师河伯伐有易氏有关。在文化面貌上，由于晋中地区的龙山文化和晋南地区的陶寺文化存在明显的一致性，而这种文化面貌在陶寺文化中自成序列，因此可视为陶寺文化大举影响晋中地区龙山文化的结果，而这一文化现象正与文献记载的商始祖契始居晋南相符合。新成立6年来，考古学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学科体系逐渐完善，考古队伍不断扩大，专业素质显着提高，理论方法丰富多样，重要发现接连不断，研究成果数不胜数，对外交流日益活跃。一系列的丰硕成果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古代历史和文化的认识，考古学正在迎来发展的黄金时代。利簋铭文分别记载武王征商与成王赐右史利铜两件史事，由于学界长期以来受"生称王谥"说的影响，混淆了利簋铭文中的"珷"和"王"两者的关系，从而将利簋视作武王世作器。文献与青铜器铭文表明，周王从不自称王，更不会自称王号；而臣下对周王的称呼，对先王则称"谥号"，对时王则但称"王"，并不存在"生称王号"的情况。在西周金文中，称名的体例相当严谨，这是因为古代社会中，名分始终是 重要的价值取向，周王的名号更是如此。所谓"生称王谥"诸器的纪年方式，由于是追述先王事迹，铭文纪年必然要考虑先王相对于时王的时空关系，所以不能出现"唯王某年"的格式，目的正是在于避免与时王相混淆。利簋铭文中的"珷"和"王"，系分别指武王和成王。利簋的"辛未"纪日，不会是武王甲子牧野之战后的第七日，而应属成王纪时。利的身份应是右史而非有司。利簋铭文记述成王亲自对利进行赏赐，所以利簋铸造的时间更有可能在成王亲政以后。南阳汉画是汉文化的载体，展现了瑰丽奇异的浪漫主义世界。汉画中的世界充满了深刻的寓意和神秘的象征，反映了汉人浓厚的升仙思想，神灵大都以人兽同体的形象出现；人神杂处的世界是一个怪诞奇异、富于幻想的世界；对世俗生活的描绘透露出汉人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南阳汉画艺术与远古图腾、原始歌舞、商周文明、楚文化等一脉相承，密不可分。以高句丽墓室壁画中的轺车图像为研究对象，依其形制演变可推定水里壁画墓的时代，进而对平壤及周边地区墓主与四神图像共存的高句丽壁画墓的演变序列进行分析，将壁画墓的时代定在5世纪后叶晚段至6世纪前叶早段。在此期间，高句丽的丧葬制度发生了重大变革，其根本原因是受到了中原宗教建筑艺术与思想的影响。9年，南京市博物馆等在南京市雨花台区发掘一批墓葬，其中的M19和M2保存较好。M19为吕字形双室穹隆顶砖墓，出土遗物有青瓷器、陶器、铁器和钱币等。M2为长方形单室叠涩顶砖墓，出土遗物有瓷器、陶器、铁器及钱币等。MM2的时代均为孙吴晚期，它们的发掘，为判断孙吴晚期墓了重要的。11年，安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对河南省滑县新区寺庄村的两艘古船进行了发掘。两艘船均为方首，方尾，平底，两端上翘，船底与舷板皆为单层木结构，船底为纵向单板平铺。船内出土有铁器、瓷器、陶器、石器和钱币等。据船的形制、造船工艺和出土遗物等，初步认定船的时代为北宋。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宾阳县的新窑村，尚有现代制陶作坊存在。这些制陶作坊均采用快轮制陶技术。此次，对其进行的考察主要包括原料采集、工艺、阴干及烧制等方面。考察的结果，对于我们研究古代制陶工艺有着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16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在河南省淮阳县平粮台对M34号西汉墓进行了发掘，墓中出土有鼎、勺、钫、盘、匜等铜器和璧、环、璏、珌、带钩等玉器，为研究淮阳一带汉代墓葬的葬制、葬俗了重要。2年，安阳市文物工作队配合小屯、花园庄两村新址建设，在北徐家桥村北进行了考古发掘，发掘商代房屋基址63座，商代墓葬488座。本文仅对其中的Ⅳ号四合院建筑基址、半地穴式房基F62及两座墓葬进行报道。运城万荣县发掘的元八年(72年)薛儆墓是山西唐代墓葬考古的重要收获。这座墓不仅规模大、级别高，还发现了一些令人费解的异常现象，如墓志中谥号空出、天井中发现石人和石柱头、墓道填土中夹杂有壁画残片等。以往研究多认为薛儆墓有僭越之嫌，并未深察，本文通过细读墓志并参考以往发现，分别对这些现象提出了新的解释。本文在对目前考古发现北朝至隋入华粟特人墓志出土情况、内容、分布、形制等方面分别介绍的基础上，对其间入华粟特人墓志的形制与志主品秩了比较研究，从中发现在北朝时期入华粟特人墓志大小与志主的品秩已呈明显正比关系。出土墓志反映了唐以前入华粟特民族在中原的主要活动范围，见证了在华粟特首领深受中原文化影响，且遵从于中原统治阶级的等级要求。本文讨论了焂戒鼎的年代和铭文中"羡"的含义。认为焂戒鼎为西周宣王时器，铭文中的"羡"指"羡卒"。器主受命管理六师和羡卒的时代背景，很有可能与周宣王时期因战争规模的扩大而加强对民众的管理有关。